在大理制作一只寓意镇宅、纳福的瓦猫，在丽江造一张纳西族传承千年的东巴纸，在西双版纳用傣族慢轮制陶技艺塑一个水罐……如今，吸引全球旅人旅居云南的，不止山水风光，更是世居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创造的文化遗产。这些沉浸式体验，正以其鲜活的生命力告诉人们：非遗保护的密码，就藏于日常之间。

如何让这份生命力持续涌动？在云南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由云南省政协常委、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政协主席玉荣联合其他4位省政协委员提交的《关于推动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提案》，从完善保护机制、“非遗＋”活用、人才培养和数字化四个方面提出建议，探索一条让非遗深度融入现代生活、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新路径。

当非遗走进社区生活

截至2025年3月，云南共认定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1万余项，其中，3项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145项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云南是多民族省份，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这个数量还是不足，”玉荣说，“特别是在多元文化冲击、传统文化生态转向的背景下，急需更系统深入的保护和科学开发。”

经过长期关注和调研，提案者们发现，非遗项目存在边缘化、受众萎缩、传承队伍断层的危机。以文山州为例，近年已有数百名各级传承人故去，年轻一代传承人多外出打工，许多项目面临“人亡技失”的困境。因此，只有让非遗从“被观赏”走向“被参与”，实现从“进博物馆”到“进生活场景”的跨越，才能打开传承、发展新局面。

在丽江白沙锦绣艺术院，针线穿梭的“沙沙”声取代了游客的喧哗。一个外地学生研学团正在绣娘手把手的指导下开展创作。今年7月，云南省政协到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市开展提案督办调研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

“我们针对不同年龄段开发了系列研学课程，参与非遗体验的游客每天都超过500人次。”艺术院老师介绍。

而在迪庆月光古城金龙社区，非遗的传承则展现了另一条路径。

每当夜幕降临，不同年龄、民族的居民和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便会共聚一堂，随着音乐跳起锅庄舞。这一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已深度嵌入社区肌理，成为一种公共生活。

“非遗传承保护不能套用同一个模式。”调研组意识到，应根据其类型、特征等制定不同的策略，“既要在社区中发挥自然传承、维系文化认同的社会价值，也有在市场中创新发展、创造物质的经济价值。”

在近日召开的提案办理协商会上，各主办单位都拿出了落实举措。

在政策层面，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将在“十五五”文旅规划中将非遗保护发展单列成章，加强规划引领；在人才层面，云南省教育厅将支持高校加强非遗相关专业建设，云南省人社厅将鼓励支持对非遗领域高层次策划及运营管理人才的引进；在资金层面，云南省财政厅正在研究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支持探索设立文化产业相关的政府投资基金，为非遗产业注入金融活水……一条由政府牵头、多方协力的非遗活化路径正逐渐清晰。

“建言者”＋“联结者”

包括玉荣在内的5位提案者，分别来自壮族、回族和苗族。这让他们不仅更能“贴近”非遗的本质，还能让他们在迪庆月光古城金龙社区看到各族共舞时，敏锐地捕捉到非遗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独特价值。

“我们重点关注到非遗传承保护与民族团结之间的内在联系，”玉荣说，“规划和打造非遗街区、工坊，不仅是为了保护文化，更是为了提升共享的文化认同，推进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

这段履职经历，也让他对“政协委员”的身份有了更深的理解——不仅要做好“建言者”，更要做实“联结者”。“委员的价值不只在于提出建议，更在于把‘传承人的心声’‘专家的智慧’和‘政策的导向’拧成一股绳。”

他举了一个例子：不少传承人反映“缺培训”，他们不是简单地将此写进提案，而是结合专家评估，进一步提出“按非遗类别定制培训”的具体建议——技艺类项目侧重市场对接，民俗类项目侧重活态传承方法。

“既要蹲在田头听传承人讲‘难处’，也要坐在会议室里跟专家探讨‘解法’。”玉荣说，“只有这样，履职才不会变成‘纸上谈兵’，而是带着泥土的温度、贴着地面推进，最终把每一份建议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