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时任省临委书记的王德三深刻认识到，要在边疆民族地区传播革命思想，必须打破理论灌输的壁垒，用群众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的方式进行动员。

他深入滇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搜集了大量关于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第一手资料，结合当地民俗语言和群众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乡土话语编撰了《夷经》。全文共六章，从描述少数民族群众的苦难生活入手，剖析受压迫根源，号召各族群众团结起来推翻军阀豪绅统治、开展土地革命。

在体裁上，《夷经》采用“三言”“五言”“七言”等形式，朗朗上口、浅显易懂。王德三把苗族、彝族同胞亲切地称呼为“苗亲”“夷亲”，倡导“天生人来一样齐，夷亲不比汉人低”“工农兵，不分夷汉一条心”，用最朴素的语言阐释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进步理念。1929年，这部作品在中共云南特委机关刊物《日光》和团刊《赤光》登载，1930年5月经郑易里、马逸飞刻写油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

《夷经》能够留存至今，离不开一位少年革命者的毕生守护。

1930年，白色恐怖笼罩云南，中共云南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地下党员张奶猷（化名周光、胡光）在撤离文山前，将仅存的7本《夷经》和文件交给了他最信任的学生——年仅15岁的陶正福，嘱咐他：“要特别保管好，决不能泄露，泄露了会被砍头的”。

陶正福将6本《夷经》用麻布层层包裹，藏在家中茅屋的房梁上，另一本随身携带，利用一切机会向各族群众背诵宣传。一次途中遭遇国民党军，他迅速将《夷经》用杂草和泥土掩埋在大树下，自己躲到山坡上，待敌军全部离开后才刨出书本继续赶路。

这一守，便是十五年。无论环境多么险恶、生活多么困顿，陶正福始终坚守承诺。解放后，他长期担任基层干部和文山县政协委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他将唯一保存完好的一本《夷经》交给了在文山州档案馆工作的同乡王志能，这部珍贵文献终于被永久保存下来。

《夷经》的革命意义，不仅在于它见证了云南边疆早期革命的光辉历史，更在于它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民族地区的通俗化传播探索出了有效路径。在《夷经》基础上，王德三于1927年主持制定了《少数民族问题大纲》，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云南民族工作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为党在民族地区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如今，这部凝聚着王德三革命智慧、郑易里马逸飞整理心血、陶正福毕生守护的红色经典，已成为研究云南边疆革命历史、民族地区群众动员的珍贵文献。在洒戛竜村，每户村民家门前的对联均选自《夷经》内容；村内正规划建设云南省第一个《夷经》纪念馆。

从1927年灶台边写就的革命宣言，到如今红色展厅中的镇馆之宝；从陶正福房梁上的生死守护，到新时代《夷经》纪念馆的规划建设，这部跨越近一个世纪的红色经典，正以新的形式延续着它的精神生命，持续向一代代人传递着“夷汉平等、民族团结”的进步理念，成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生动教材。

记者：龚莉 王采霞 通讯员：何龙道

编辑：唐雪娇

美编：冯明兰

二审：侯佑琴

终审：徐昌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