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地区早期共产党组织及其活动（二）

文山县小塘子苗族农民武装的建立

小塘子苗族农民武装是文山地区乃至云南省的第一支党领导下的少数民族武装。

1928年1月，龙云政府发布清党密令，通缉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下达反共戒严令，公布戒严条例，出动军警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云南各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3月，转移到滇南的中共云南省临委委员、中共迤南区委书记李鑫到文山检查指导工作，要求文山党组织要迅速扩大据点，建立武装，配合蒙自方面的活动。为此，党组织确定选择文山和蒙自交界的小塘子村，作为衔接文山与蒙自之间的工作据点。

小塘子村是一个有20余户人家的苗族村寨，东连羊皮寨、洒戛竜村，西接蒙自查尼皮、小东山。山高坡陡，地势险要，是组织武装的理想地点。杨立人根据上级指示，由农会委员张光华带路到小塘子村，找到苗族头人周国发，动员周国发兴办学校，启发苗族群众之所以受苦、落后，就是因为不得读书、不识字，要想不受穷、不受压迫，就得读书。周国发同意在小塘子村开办学校，但苦于没有老师，杨立人答应帮找老师来。上级党组织在得到杨立人有关小塘子村情况报告后，即派党员张乃猷到小塘子村工作。

张乃猷随杨立人到洒戛竜村与李国栋相互交换情况后，即前往小塘子村。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张乃猷改名为周光（又叫胡光），与当地苗族认亲戚，利用动员农民子女上学的机会，向苗族群众宣传民族平等政策，传播反抗的种子，指出苗族群众要过上好日子，只有团结起来，推翻军阀田主，各种各吃，不上租息。苗族群众受苦的根源是不得读书，不得读书就没有出头的日子。经过两三个月的串联，张乃猷与一批贫苦农民交上了朋友，培养了陶文品、周小友、熊小正、周小忠、陶应洪等一批骨干，通过他们逐步扩大联系范围。张乃猷还深入到牛克、菲古、羊街子等地，广交朋友。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又从积极分子中挑选了一部分立场坚定、年轻力壮的骨干组成一支20余人的苗族农民武装，由周小友任队长。农民武装没有枪，张乃猷亲自到羊街子找胡开国，向他宣传苗汉都是一家人，老寨地霸甘寅东、团首李增辉才是大家的仇人。经过宣传，胡开国不仅自己出枪，还说服自己的亲戚共拿出10余支枪来支援游击队。

小塘子据点的建立和农民武装的活动，引起了甘寅东和李增辉的恐慌，认为小塘子农民武装对甘寅东的保路队和李增辉是个威胁，扬言要扫荡小塘子村，消灭农民武装，并派原小塘子村农民周小番回去探听虚实。由于甘寅东、李增辉作恶多端，蒙自、文山交界一带农民对其恨之入骨。周小番到小塘子村后把来意告诉了游击队，张乃猷知道情况后，一面布置游击队做好准备，一面写信向蒙自县委和洒戛竜村的李国栋报告。不久，蒙自县委派查尼皮游击队队长佴三带领30余人增援，李国栋也筹集了一些物资送来。李增辉因情况不明，未敢轻举妄动，查尼皮游击队撤回。

1929年春，省临委书记王德三在杨立人的陪同下来到小塘子村视察，指导小塘子村苗族农民武装的工作。不久，李增辉带领一批随从到老寨附近活动，周小友得到消息后，带领游击队队员在半路设伏，将李增辉打死，为民除了一大祸害，打击了反动地霸的嚣张气焰。

1931年后，云南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革命陷入低潮。被小塘子农民武装打死的团首李增辉之子李文卓乘机反扑，到处寻找杀死其父的“凶手”，凡是与农民武装有过联系的都遭到他的迫害，曾用武器支援过农民武装的胡开国也被李文卓抓到他父亲墓前杀害。农民武装队员各奔他乡，队长周小友于1937年遇害。

王德三《苗夷三字经》唤醒边疆民众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少数民族大多居住于山区、半山区、高寒山区及边境地区，云南地下‘党组织’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对少数民族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28年，中共云南临时省委书记王德三专门到迤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搜集了大量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用当时少数民族易于接受的语言，编写了《苗夷三字经》（又称《夷经》），作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宣传材料，由地下党员马逸飞刻写，郑易里印刷成小册子，通过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地下党员传播到各族群众中。王德三因此成为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先驱。

《苗夷三字经》总结了少数民族历次反抗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因为没有政党的领导，是“夷杀汉来胡乱干”；分析少数民族群众受苦的根源，是由于田地被官场田主霸占；指出少数民族群众要过上好日子，只有“自己靠自己，大家靠大家，齐心联合挣天下”，而步骤和方法是“党上领路跟着走，想望成功要争斗”，要“麻线织布做衣服，草凑一处盖成房”，团结起来闹土地革命。《苗夷三字经》还特别宣传了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指出“天生人来一样齐，夷亲不比汉人低”“官场田主是汉人，汉人还有工农兵”“工农兵不分夷汉一条心，一条心，仇敌朋友要认清”“推翻军阀，消灭田主，夷汉平等同办工农兵政府”。简明易懂的语言，道出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心声，被少数民族群众称为自己的“经书”。

1930年秋，地下党员张乃猷把《苗夷三字经》从查尼皮带到小塘子村。这时，由于中共云南省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小塘子苗族农民武装打死了老寨团首李增辉，敌人正疯狂报复，到处搜捕参与打死李增辉事件有关的人。张乃猷在将《苗夷三字经》中的内容向苗族群众秘密宣讲的同时，还将《苗夷三字经》小册子分发到可靠人手里， 嘱咐他们背熟，不管在地头田间或是赶街，见到熟人就背诵。一传十，十传百，使“经书”中的内容在少数民族地区广为流传。不久，张乃猷与在文山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先后撤离文山。年仅15岁的苗族少年陶正福在得到《苗夷三字经》后，经常把它藏在身边，见到熟人就诵读，甚至在地霸武装疯狂反扑的情况下，依然冒着生命危险保存着这本“经书”。《苗夷三字经》虽然大多已丢失或是被藏匿起来，但其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歌谣，已经传诵于壮乡苗岭的劳苦大众之中。

（徐梅）

（编辑：侯佑琴 排版：尹颖 审核：梁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