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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网络上读到临窑建水陶文化中心发布的一篇题为《“寻觅”这12件抗战紫陶作品 您见过几件》的文章,说明云南的抗战文化已融入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并给后代留下了诸多可考证据。
创烧于清道光年间的建水紫陶,以“手工拉坯、名家书画、阴刻阳填、无釉磨光”的独特工艺享誉四海,是全国四大名陶之一。其中,抗战期间烧制的建水紫陶,记载着诸多抗战时期的历史信息。
红河蒙自碧色寨旧景
滇南是抗战时期的主要战场之一,建水窑工不仅积极投入到抗日运动中,他们还在陶坯上留下了滇南抗战的许多重要历史信息。这些抗战紫陶作品,给人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触和反思。
滇南抗战时期,建水紫陶艺人大量采用梅、兰、竹、菊以及“苏武牧羊”等反映坚贞不屈民族气节的题材,装饰于紫陶之上,借以表达中华民族坚贞不屈、英勇抗战的决心。
梅、兰、竹、菊“四君子”是人格品质的文化象征。梅花凌寒而开,兰花香而不艳,竹子四季常青,菊花傲霜吐香,皆被画家赋予坚贞、清高的象征,以喻君子之风,尤其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抗战时期,更成为紫陶装饰的主流题材,借物抒情,鼓舞士气。如梅纹黑陶直口瓶,长直颈,扁鼓腹,圈足,一面刻填梅纹和“辛已禄功画”款及“向氏”印,另一面刻填草书唐代李白《清平词》中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诗句和“师尚泰座雅玩,萧希贤敬赠”款。此瓶造型典雅,书画俱佳,磨制光润,底款有楷书阴文“建水向遇春出品”字样,为向遇春辛巳年(注:1941年)的佳作。又如梅纹美女瓶,撇口,溜肩,平底,腹部刻填梅纹,曲茎虬枝,梅花怒放,有超凡脱俗、凌风傲雪之气韵。另一面有隶书唐代裴度《溪居》诗句:“门径俯清溪,茅檐古木齐。红尘飘不到,时有水禽啼。”落“吉生”款,为抗战时期马吉生作品。
据《“寻觅”这12件抗战紫陶作品 您见过几件》文中所述,由于紫陶以传统手工作坊为主,定烧成为其主要销售渠道,因而,在抗战期间定烧的紫陶上,往往留下如“……年军次建水……赠……雅玩”等历史信息和人物信息。如向遇春人物纹瓶,通高51.1厘米,口径19.1厘米,腹径23.7厘米,底径14.6厘米。腹部一面饰人物图,一高士坐于古树下几案之旁,神情欢愉,面带笑容地观看两童子斗蟋蟀,落款“壬午夏月禄功涂书”和“向氏”印。另一面饰行书苏轼《后赤壁赋》“是岁十月之望,步白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望明月,雇而弃之”句,落“义方旅次于建水之纪念,一九四二·七”款,为滇南抗战时期驻防建水将士定制的纪念品。另一件抗战将士定制的礼物是紫陶刻填诗竹笔筒。该笔筒高11.3厘米,口径7.4厘米,底径6.9厘米。筒身用白泥刻填竹纹,落“辛巳春军次建水,表兄驯斋赠”行书款,为民国辛巳年(注:1941年),驻防建水的抗日将士定制的礼物。

紫陶刻填诗抗战笔筒
“抗战陶”留下了许多抗日将士的名字,是研究滇南抗战的重要资料。如山水诗文直颈瓶,腹部用白泥刻填山水画和诗文,落“壬午禄功写,廖开玉制于建水抗日军次”款,为民国壬午年(注:1942年),驻防建水的滇军抗日将领廖开玉定制、向禄功制作的礼品。黑陶填泥花鸟纹博古瓶,高19.5厘米,口径7.4厘米,腹径13厘米,底径10.1厘米。腹部饰花鸟纹和隶书“花好月圆”,题“岳父大人清玩,婿甘一平敬赠予滇南建阳军次,甲申孟春”款,为民国甲申年(注:1944年),抗日将士甘一平送给岳父的礼品。“满腹经纶”笔筒,为六方形,通高12.5厘米,口径7.6厘米,底径7.2厘米,依次用白泥刻填有行书“满腹经纶”“梦笔生花照眼明”“辛巳之年七月朔望,逢春写”“邱开基于建阳军次制赠”,荷花图案下落“逢春”款。整个笔筒中,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超凡脱俗的气韵与苍健有力、气势非凡的行书珠联璧合。从“邱开基于建阳军次制赠”和“辛巳之年七月朔望”字样中可以看出,该笔筒是辛巳年(注:1941年)驻防建水的滇军第一集团军第二路军第5旅旅长邱开基委托向逢春制作的用于赠送的礼品。邱开基,云南景东人,1941年率军驻防建水,肩负阻击日军由越南进犯云南的重任,是滇南抗战的重要将领之一。黑陶菊纹直颈瓶则记录着抗战时期一位特殊人物的特殊经历,该瓶通高40.4厘米,口径8.2厘米,腹径25.3厘米,底径17厘米。腹部饰隶书唐代钱起《赠阙下裴舍人》诗句:“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落“汉公密书留念,徐子成敬赠,癸未仲”款。另一面饰菊纹和“逢春书”款,底款“云南建水向逢春制造”。器体丰盈饱满,打磨油黑光亮。“汉公”即少帅张学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长期监禁。此瓶是癸未(注:1943年)秋月,向逢春为汉公(注:指张学良)秘书制作的器物。
麻栗坡百年营盘石碉
五
在滇南抗战中,建水陶工喊出了“精诚团结”“振兴民族”“抗战到底”“抗战胜利”“抗战建国”等口号,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如“抗战建国”白陶汽锅,通高17厘米。盖面用黑泥刻填行书“抗战建国”4字,是抗战时期流传最广泛的口号。其来源于1938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救国纲领》,表达了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重建美好家园的愿望。锅腹部饰菊纹,是中华民族英勇不屈民族气节的反映;另一面题行书“饮和食德”4字,落“志兴实业社卅一年出品”款,为志兴实业社民国卅一年(注:1942年),也是抗战最艰难时期的产品。又如“精诚团结”博古瓶,通高15.4厘米,口径5.7厘米,腹径11.1厘米,底径9.7厘米。腹部用白泥刻填山水人物图案,题行书“精诚团结”4字,肩部落“时癸未仲秋月制于建阳军次”款,“癸未”即1943年,为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的作品。“精诚团结”出自《庄子·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精诚团结”被赋予了特殊的内涵,多见于当时文集,如《茅盾选集·杂感二题之二》:“唯有盟国的精诚团结,才能赢得和平。”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复兴民族”博古瓶,高15.2厘米,口径5.8厘米,腹径11.1厘米,底径9.2厘米。腹部用白泥刻填花鸟纹和“子湘写于苓莲轩”款,另一面题行书“振兴民族”4字,肩部落“时癸未仲秋月制于建阳军次”款,为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注:1943年)叶子湘的作品。“保为(卫)国家”直口瓶,直口,鼓腹,平底,通高16.7厘米,底部直径6厘米。腹部刻填梅纹和楷书“保为(卫)国家”几个大字,落“理元兄纪念,弟绍元赠”款。底部钤“建水向遇春出品”楷书阴印。“还我河山”直口瓶,直口、鼓腹、平底,高21.7厘米,底径8厘米。腹部刻填花鸟纹和隶书“还我河山”4大字,题“勉旃写”款。“还我河山”是抗战时期最流行的口号。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爱国志士便从相传为岳飞手书的《吊古战场文》碑拓:“河水荥带,群山纠纷”句中取“河”、“山”两字,在“秦汉而还,多事之夷”句中取“还”字,在“奇兵有异于仁义(繁体)”句中取“义(繁体)”的下半载“我”字,组合成“还我河山”4字,加上岳飞的落款和图章,临摹成为一幅岳飞手书的“还我河山”题词,后在《东方杂志》上刊出,自此,充满气魄的“还我河山”4个大字,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成为抗战时期流传最为广泛的口号,激励着无数华夏儿女共赴国难。“抗战到底”紫陶笔筒,通高10.5厘米,直径7.5厘米。外壁一面用白泥刻填兰纹,落“得兴”款,象征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气节,另一面有篆书“抗战到底”4字。“抗战到底”口号与坚贞不屈、生生不息的兰花相响应,表达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英勇抗争的决心和勇气。落“癸未仲冬月”年款,底款为“建水戴得兴制造”,为癸未年(注:1943年)戴得兴作品。
当时,滇军部队还在个旧定制了大量抗战锡器,尤以“罗乾元”号制品为多。
云南石林抗战征粮石刻
个旧,因锡而生、因锡而立、因锡而兴,是世界闻名的“锡都”,具有悠久的锡业历史。民国时期,个旧的锡器制作渐渐繁荣,并涌现出一批颇具艺术价值的珍品,锡器大师李伟卿的代表作品《关云长勒马望荆州》代表中国参加“巴拿马亚太博览会”的国际展出并荣获金奖,这一历史性作品的出现成为个旧锡器跨入锡工艺艺术殿堂的标志。无论是建水抗战紫陶,还是个旧抗战锡器,这些作品带给我们的信息量是多方面的,在滇南抗战的历史上,建水紫陶、个旧锡器无疑为这段历史增添了一景。它不仅是人文、历史的记载,还蕴含着民族的情怀、奋进的勇气和抗战的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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