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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1-02 10:42:25

砖红色、青灰色的房屋错落有致

抱团嵌在群山的浓绿和稻田的青绿之中

云烟缭绕的山间

黑山羊的咩咩和水牛脖颈上铜铃的叮当

伴着赶路的村民交织在一起

被雨水打湿的硬化路面上

星星点点地散落着拇指盖儿大小的黑色野果

……

近处的阁楼上，夫妻两人

倚着土坯房的红棕色栏杆

顺着手指的方向

视线掠过斑驳的黄土墙

村子和山林尽收眼底

一村一楼一夫妻

村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那夺村

楼是“彩云计划公益志愿服务中心”

夫妻是北京来的张萍和关於

6年前，他们走入此方“秘境”

希望通过教授舞蹈

帮助大山里的孩子像云朵一样去往远方

他们将其称之为“彩云计划”

赴3000公里找寻“那夺云”

2016年夏天，北京舞蹈老师张萍在朋友圈看到一组照片，几个穿着彝族服饰的孩子赤脚站在破烂的土墙下，脸蛋脏兮兮的，头发凌乱。孩子们清澈明亮的眼睛紧紧地揪住了张萍的心。

“这些漂亮的孩子为什么是这样的状态？”带着疑问，她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的家乡砚山县有个小山村叫“那夺”，在彝语中的意思是“躲在大山背后的水田”。

那时，即使对于本县人，那夺村也是个很少有人听说过的地方。进村的山路狭窄崎岖，未硬化的黄泥路雨后又滑又黏，车子往往只能开到半路，若遇上牛群与对头车，要花费很久错车。作为国家级贫困县下属的贫困村，全村72户人家靠种玉米、辣椒和水稻为生，产量低，靠种田根本养不活一家人。

“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老人去世了都找不到人帮忙。”一位当地出租车司机说。青壮年劳动力几乎都打工在外，有的在电子厂，有的在砖厂，有的给人捏脚，有的常年与工地为伴，有的是骨灰盒被送回到村里……父母的缺位，或多或少影响了孩子们的成长。

8月1日建军节，张萍和关於清晰地记得这是他们第一次进村的日子。

“我们两个深一脚浅一脚走到村里，鞋上裹了一层比鞋底还厚的泥巴。大家看我们像是看外星人。” 初入村子，两人颇为感慨。关於接过话：“村里当时没有建基站，手机没有信号，如果村民家里遭贼了，根本打不了电话，更别说报警了。而且，那贼可能还会把自己钱掏出来放那儿，家里没有一件东西能拿走的。”

村子里，两人被团团围住，孩子们拉着关於的手：“你的手好软，好好摸。”他拉过孩子们的手，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手上满是茧，还有干活时留下的划痕，粗糙得让他震惊。

“老板，来家里吃饭。”村民们很热情，但作为艺术工作者，这个称呼让两人有些窘迫。他们没有解释自己是老师，是从北京来这儿教孩子们跳舞的。张萍在心里默默下定决心：我一定会让你们改口叫老师的！

那夺是典型的彝族村寨，交流仍然使用彝族方言，日常着装也是传统的彝族服饰，老一辈还掌握着500多年历史的弦子舞、大刀舞等彝族传统舞蹈，“阿哥的弦子响，阿妹的脚板痒”的文化基因还未消失。

丰富的民族文化超出了张萍夫妇的想象，搞艺术的人难免有些感性，“这里就是实现我们艺术理想的地方啊。”

他们绕着村子挨家挨户把孩子们召集到村长家门口的空地，那是当时村里最宽敞的地方。“你们会跳舞吗？”“会！”孩子们拿来播放器，跳起了《小苹果》，对本民族的舞蹈却一概不知。张萍夫妇意识到了民族文化传承断裂的危机。

“这就像是一把撒出去的米，得一颗一颗捡回来。”他们决定发起“彩云计划”，通过义务辅导和资助贫困家庭子女学习舞蹈的方式，为山区儿童探寻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同时，也守住传统民族文化的根。此后，每个寒暑假他们都会从北京回到这里，单程票不知攒了多少张，不可见的艺术距离，变成了3000公里。

村里的孩子很忙，既要做家务，也要下地干活。

于是，孩子们在哪儿，他们就去到哪儿，一起插秧、摘辣椒、放牛、一起上山讨猪食……

他们尝试用礼物“买来”女孩们对跳舞的兴趣。“我每次去找孩子，会往兜里塞满糖，把糖发给她们，后来孩子们说她们喜欢发卡，我就把发卡带上，‘连哄带骗’把她们带去跳舞。”张萍回忆。有时候人不够，他们就托村长到村委会用广播把孩子们都叫来，挨个问：“几岁啦？想学跳舞吗？”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学嘛。”

孩子招齐了，他们从山上砍来毛竹做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把杆，开始教“彩云们”跳舞。关於在把杆前打着拍子，张萍的目光在孩子们中间游走，停留在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上。

“我们在大自然的教室里跳舞，没有灯光，但有明媚的阳光，没有布景，远处层层的梯田，构成了无比美妙的画卷……”光影斜照在孩子们的身上，她们踮起脚尖，打开双手，端起又放到胸前，美顺着她们的手臂流淌到指尖，流露出的自信让她们像山间的精灵。

后来，把杆上多了一顶军绿色的帐篷，孩子们训练有了遮阳避雨的地方，关於称它为“帐篷艺术经典大讲堂”。干完农活，扛着锄头，背着背篓的村民们驻足在帐篷外看着孩子们踢腿、压腿……

他们还请来村里的老艺人教孩子们唱歌，跳当地的民族舞蹈，学刺绣。艺术之外，还为孩子们准备饭菜，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时间长了，孩子们感受着常年在外打工的爸妈给不到的关怀，都把他们当成了父母，孩子们开始叫张萍“阿美”（妈妈），叫关於“阿爸”。

张萍夫妇在村子里做了一次采访他们问孩子们什么是最想要的东西。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我想要个家。”

张萍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放心，老师会给你们一个家。”

作为“总工程师”，张萍夫妇铆着劲儿设计了“彩云中心”的整体造型，墙壁是将几种天然颜料混在一起的土黄色，张萍说这样才有古朴村落的样子。院子里花样形状的石子路、走廊墙壁上挂着的“猜一猜”民族画都由她一人完成。

为了省钱，更为了保护当地文化，他们买来村民们盖新房时丢弃的木板门和老式柜台，收集少数民族服装和旧时的劳作工具。“这些东西，老乡看来一文不值，在我们眼里可都是宝。”张萍一针一针往虫眼里打药，延长使用年限，又找来刨子打磨木板把它做成茶几。

“她之前没用过刨子，不知道飞轮片子打断会伤人，还好没出现事故。”关於现在说起仍捏了一把汗。“以前觉得母亲太严格了，什么都要管着我，现在觉得儿时的经历都特别有用。”张萍笑呵呵地。

云端舞梦终入泥土

张萍在砚山县郊址村长大，父母是裁缝，母亲规定她每天要完成12条裤子的牵边、纽扣固定等各种手工活计才能睡觉，作业和手工占据了她大半个童年。

单调的生活，张萍只能自娱自乐。她将包挂面的纸攒起来装订成画册到野外画画；在打扫干净的屋子里拿块纱巾自编自跳，表演一个人的舞剧。

一次偶然，张萍在电视上看到女主人公在钢琴伴奏下高声歌唱《我爱你，中国》。“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钢琴声，那声音真美！”被吸引的张萍找来砖块砌成钢琴的样子，手指放上去发不出声音，她又找来木棍，学着电影里“弹起了钢琴”，艺术的种子便从那时开始萌芽。

上初中后，张萍加入了学校美术兴趣小组，极有天赋的她被老师推荐进入文山师专进行美术学习，一切似乎都在朝着美术老师的方向发展，直到一张舞蹈考试宣传海报的出现。

“海报上写着通过舞蹈考试便能到云南省文艺学校学习舞蹈，然后进入文山州民族文工团。”张萍回忆，她决定参加考试。

当时的砚山县，舞蹈老师并不常见，很少有通过专业舞蹈训练将来当老师的，无疑，张萍的决定招来了父母的一致反对。“我父母认为我的成绩还可以，初中毕业上个师校没问题。”张萍说，那一代人，初中毕业上中专，服从分配进入体制，父母认为是最好的归宿。

于是，13岁的张萍瞒着父母报名学起了舞蹈，直到她将云南省文艺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交到父母手里。

“这是什么？”不知情的父母一脸疑惑。

“舞蹈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我要去昆明了！”

张萍告诉他们这属于委培，毕业也是分工的。父母看着眼前这个爱跳舞的小女孩，心里骄傲极了。

来到昆明，张萍除了苦练舞蹈基本功，还努力学习钢琴。那时候音乐学院和舞蹈学院相距2公里，下课不训练时，张萍便从舞蹈学院一路小跑，穿过没有路灯的山路到达琴房，心中的热爱驱散了她对黑夜的恐惧。

18岁那一年，张萍回到了文山州民族文工团。

“这10年我一直在弹钢琴。”张萍有些哽咽。因为个子娇小，每次选演员张萍准落选，她只能在后台跟着跳。由于技术出挑，大家甚至忘了她曾经是学舞蹈的，都叫她文山州最优秀的“键盘手”。

一次演出，一个舞蹈演员耍起了大牌，“我肚子疼，上不了台了”，编导着急在后台寻找替补。“我会跳这个舞，我来！”张萍急忙说，接过演出服捧在手心里的那一刻，心里说不出的激动。然而，舞蹈服还没来得及换上，那名舞蹈演员一把抢过演出服：“我不疼了，可以上台了。”

短短一句话，张萍上台的希望再次落空，眼泪啪啪往下掉。

“那时候我每天都想着‘我要上台’，一整夜一整夜地睡不着觉，像个幽灵一样在院子里转来转去。”父母看着体重只有70斤的张萍，觉得她瘦了，但不知道她忧心忡忡，晚上不停地流鼻血，已经住院了。

然而，张萍热爱舞蹈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她28岁时，云南省举办了第一届青年舞大赛。这一次，她成为了主演。

张萍与舍友一起报了名，但只有她坚持到了比赛那天。从音乐编曲、舞蹈编排、服装和道具制作，张萍没日没夜地忙活，一个人做好所有准备工作。

比赛前的节目审查，张萍因为10年没有上台而落下很多基本功。蹬腿时由于膝盖收得太快，在舞台上重重地摔了一跟头，满嘴是血，眼泪顺着她的脸颊哗哗往下流，但她没有停下舞步，笑着演完了。之后去到医院拍片，牙齿已经断了。

现在想起，张萍的眼角还会泛出泪光，“我当时就告诉自己，你长大了，你是最坚强的，骨头断了，流血了，都能笑着去面对。”

功夫不负有心人，张萍的服装制作、音乐制作、舞蹈编创均获得一等奖。回到团里，大家都对她刮目相看，编导对她说：“我很奇怪，为什么每次把你放到最角落你都能闪闪发光。”张萍鼻头一阵发酸。

1999年，国庆50周年，张萍以彝族英雄史诗《铜鼓王》为灵感，创作了舞蹈剧《敲响铜鼓》，获云南省新剧目展演一等奖，后被选中到北京参加建国50周年献礼演出。

出色的舞蹈编创得到了时任北京舞蹈学院院长于平的表扬：“这个编导挺有才的，如果她愿意来我们学校学习，我承诺免费给她个名额。”张萍立即举手回应：“我来了！我来了！”

在北舞进修编导专业时，文山州领导找她谈话，让她担任业务副团长，但此时，她认识了芭蕾舞系的老师关於。

“留在北京就意味着放弃公职”张萍说。一时间她很难做出选择，但是两人若要在一起，必须要有一人做出放弃。张萍反复权衡，相对于北方孩子，南方孩子身体条件很难达到学芭蕾的要求，关於到了南方难以发挥专业特长。

“我适应能力强，那就我放弃吧。”张萍毅然决然。就这样，顶住团里、家人的压力，功名留在了文山，张萍留在了北京。

张萍和关於相识相爱，琴瑟和鸣，朋友们称他们为“北京神雕侠侣”。“她出我必动，我出她必跟。”关於一脸甜蜜。

两人同岁，都在农村长大，小时候，他们一人在南方的稻田里画画，一人在北方的麦田里扮“红小兵”抓坏人。两人都从初中开始接触舞蹈，伴着不同的音乐和舞步长大。“农村的孩子不是不会，而是没人教，教师的责任，农村的经历，注定我们是要为乡村服务的。”

2013年，对农村有着天然迷恋的夫妇俩在河北端村做起了针对农村孩子的艺术公益，他们一步一步，从教孩子们摸索到探索出适合农村孩子的舞蹈教学方案，帮“田埂上的芭蕾舞女孩”马悦等孩子走出了一条人生新路径。有了这些基础，“彩云计划”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

对艺术的执着，对乡土的迷恋，还有极强的创造力，好像注定从大山走出的她，有一天也将回馈大山……

新的事情与心的事情

2018年，“彩云中心”修建完成，张萍夫妇成了村里的第73户。

有老人生病了，张萍开车带去医院；家里碾米机坏了，张萍看着说明书一步一步地捣鼓；有小孩去放水的水坝玩，张萍见到就把他们捎回家……关於虽然是个外地姑爷，有时听不懂村民们在说什么，但都会耐心的倾听和回应。村民们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乡亲，慢慢地改口叫夫妇俩“老师”。

大小“彩云们”训练、吃住都在“彩云中心”，二楼的凉亭成了他们的舞台和练功房，栏杆成了他们的把杆。张萍夫妇不在时，舅舅、舅妈就来陪着孩子们训练，给他们做饭，准备点心和水果，团队里的医生放下自己的工作，拿着医药箱来为孩子们保驾护航。

可是一段时间过后，孩子们最初的兴致消退，不愿意学了。很多家长也觉得跳舞不能吃、不能喝，就是个玩儿。张萍夫妇告诉家长们学习舞蹈能为孩子们带来的改变，但没人理睬，孩子们也问张萍：“阿美，学舞蹈能干什么？”“能去北京。”张萍回答。

说到做到，她特地从北京回来两趟，张罗联络。出发前，女孩们精心打扮，阿婆为“彩云们”梳头，教她们头饰的发辫该放在什么位置，甚至把出嫁时穿的绣花鞋拿出来给自家的娃娃穿上。

孩子们穿的黑色裤子裤脚要绣花，在外定做需要八九十块钱，张萍的母亲觉得这钱出在自家，能省则省，70多岁她一针一线地缝着；话不多、满手是老茧的父亲看着费劲，修理起了家里早已转不动的缝纫机。修好以后，母亲踩着缝纫机绣完一朵又一朵花，父亲一段一段确认还需要多少线。

卖线的老人得知他们要带孩子们去北京，要把绣线全部送给了他们，“去北京啊，太好了！我也没有别的本事了，你女儿做得好啊！”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听说孩子们要去北京，给他们开通了绿色通道，“这是大山里的孩子第一次走出大山，要让我们的孩子抬头挺胸地去首都。”

就这样，张萍带着12个孩子和两个没出过远门的大人踏上了去北京的旅程。12个孩子一直晕车，在面包车上吐，在大巴车上吐，到了火车上还在吐，从家一路吐到了北京。张萍白天含泪看着孩子们，夜晚也合不上眼，“枕头下压着孩子们的身份证，我不能弄丢了。”

到了北京，张萍见到关於来接他们，“哇”的一声哭了。“原来女汉子也会哭啊。”几天几夜没睡好的她脸蛋浮肿，胖嘟嘟的像个小孩。

孩子们说想去天安门看看，给毛主席跳个舞。村长弹起了弦子，大大小小13双手拉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跳起了弦子舞，引得围观游客拍手称赞。

从北京返程后，孩子们继续像往常一样干农活，但对学习舞蹈的兴趣更浓了，可孩子们面临的阻力并未减少。

一天，叮当找到关於夫妇，哭着说：“妈妈把我的把杆毁了，阿婆说练横叉将来生不了小孩。”这句话像一块石头重重地压在夫妇两人心上，他们找来文山州歌舞团有孩子的舞蹈演员现身说法，还找到村支书发动党员一起去做村民的工作，他们主动和村民们交朋友，帮他们下地干活，在火塘边、家门口和他们聊天，把新的知识传递给他们，破除愚昧的说法。

为了能让更多孩子学跳舞，张萍夫妇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家访。他们发现，孩子中有不少孤儿、留守儿童，大多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除了乡镇，再没去过其他地方，甚至觉得大海里的船是用“骑”的。孩子们有太多的想法，关于对大山之外的期待，关于对父母的想念，却将一切都埋藏在心底。

女孩佩玉（化名）便是如此，父母只是存在手机里的一串号码与照片，她从小和患病的外婆生活，早早做起了“大人”。父亲在外出了车祸，交警把事故现场的高清照片交到她手里，人被碾得血肉模糊，她拿着血淋淋的照片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她的承受力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张萍满是无奈和心酸。

佩玉让张萍看到了小山村更真实和残酷的一面，她心神不宁，晚上躺在床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心中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这些孩子怎么办啊？我一定得想办法把他们带出去。

张萍夫妇把佩玉带在身边，教她学舞蹈，把她送进艺校，“她身体条件并不适合学舞蹈，但无论如何都要把她带出去。”从此，张萍和关於在村里会牵起她的手，挨在两人中间的佩玉慢慢有了依靠。

“彩云中心”筹建时，佩玉找到张萍，“老师，你不要买地，地太贵了。”说着指向山腰一间破烂的土坯房，“我爷爷在那里给了我一块地，我要把它送给你，你把房子建在那里。”

佩玉的真诚既让张萍温暖，又有几分凄凉，不忍拒绝她的好意，换了种方式说：“哇，太好了，谢谢你，房子建起来之后要吃菜呀，我们就留着那块地来种菜吃。”“好呀！”佩玉高兴地答应了。

“我来这儿最幸福的就是遇见这群孩子，我们教给他们的是技术，他们交给我们的是如何去对待生活的态度。”关於说。

佩玉第一次生理期时，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婴儿纸尿裤穿在身上，懵懵懂懂地告诉张萍自己得了糖尿病。张萍心疼极了，她像妈妈一样耐心地告诉她要怎么处理和注意事项。

而对于生理期的无知，远不止佩玉一人。从那时起，张萍总会屯上好几大箱的卫生巾，会每个月定期给在外上学的女孩们打去买卫生巾的钱。她和关於把县里妇幼保健院的医生请来给孩子们讲生理知识，有孩子天真地问道：“老师，我们女生可以自己生孩子吗？”张萍被逗笑了，“虽然他们可能听不懂，但要让他们有保护自己的意识。”

早年间，村里重男轻女、早婚早孕、离婚等现象并不少见。夫妻俩请来律师、警察给全村人普法，还会提上大袋小袋的东西到“被欺负”的孩子家里“宣示主权”，起到一个威慑作用。“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孩子们是有靠山的，他们不能乱来。”

张萍夫妇以身作则，在村里不管去哪儿都牵着对方的手，给孩子们做示范。“我们想告诉孩子们不是随便找个人就嫁了，而要找到相爱的人，一起过一辈子。”

“村里女娃娃原来初中毕业了不读书就嫁人了，张老师他们来了以后，娃娃跟着他们跳舞，能够走出去了。”村长王忠明说。日子久了，夫妻俩也越发感到“彩云计划”的“远程操作”远远不够，“彩云中心”也不足够容纳更多“彩云”了。

2019年，那夺村实现脱贫。张萍开车载着关於环绕村子一圈，最终停在了“彩云中心”门口。张萍对关於说：“我该回来了。”“好！”简单的对话，两人心领神会。

张萍放弃了20年来在北京打拼的一切回到原点，扎根在了云南砚山，再一次从零开始。关於留在了北京，努力赚钱支持张萍，重山远隔，寒暑相见。

“彩云”的一生一方案

回来后，张萍考虑的问题更长远了，她和关於商量着要为“彩云们”建个学校。为了资助孩子和建学校，他们花光了积蓄。关於向父母借来了30万养老金，张萍父母把以前做裁缝的两层店面腾出来，重新建了五层。层层借力下，位于砚山县砚华东路的“彩艺文化艺术培训学校”建成了。

在这里，“彩云们”不仅有舞蹈教室，也有绘画和声乐教室，宿舍和餐厅。张萍夫妇还为他们购置了洗衣机、吹风机和各类洗漱用品，像父母般打理好孩子们生活的一切事宜。

他们教给“彩云们”礼仪礼节。饭前，他们要背彩云训诫，“感恩天地滋养万物，感恩国家培养护佑……我将努力成为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人。”

吃完饭，他们会说：“老师，我吃完了，你们慢慢吃。”然后自己把碗洗了，把卫生打扫干净……“我们要教他们懂得感恩，让他们感受到家是什么样子。

张萍夫妇说：“让他们住在这儿，一方面是他们的家庭原因，另一方面是为了给他们营造一个学习艺术的氛围，让他们养成学习艺术的习惯。”

“小彩云们”在这里学舞、排练，“大彩云们”寒暑假回来了就当助教。“每间教室配有两个助教，其实是给他们提供实习机会，如果不实践的话，他们将来作为老师是很难驾驭大城市的课堂的。”夫妻俩为“每一朵彩云”的将来细细打算。

张萍说：“以前是见一个孩子就招一个，但是有些孩子身体条件不适合跳舞，将来也很难靠跳舞来养活自己。所以，现在也要看他们适不适合跳舞，否则也是害了他们。”学校建成后，原来挨家挨户的招生模式变成了到各个学校选拔苗子，范围扩展到了5镇7乡29校33村，越来越多“彩云”汇聚到这里。

小茹，就是从学校里选拔出来的“小彩云”。

那天，全班人在老师的指令下离开座位，除了小茹。从事专业时间久了，张萍一眼就看出她是个跳舞的苗子，走到小茹身旁说：“挺漂亮的啊，怎么不跳？”小茹不理会，把头扭朝一边。

“你站起来，去填表。”小茹愣了几秒，走上讲台填表，填到父母一栏时，低下头用胳膊捂着眼睛抽泣，张萍什么也没问，她明白了，小茹是个孤儿。“这个孩子一定得带走！”张萍在心里默默地说。

之后，张萍去做家访。小茹的爸爸在她3岁时患上了精神病，忍受不了家暴的妈妈离开了家，再也没回来，爸爸被送进精神病院后也再没见面，奶奶是后嫁给爷爷的，爷爷已经去世了，她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奶奶相依为命。

“您同意我把小茹带去学舞蹈吗？”张萍轻声说。“你带她走吧，我也陪不了她几年了。”奶奶慢声慢语，把小茹交给了张萍。从此，小茹跟着张萍学习舞蹈，彩艺学校成了小茹的家，她和大家吃在一起，玩在一起，住在一起。

进入初中，青春期的小茹有些叛逆。初一寒假，学校老师告诉张萍，小茹常在村子里和一群黄头发的男孩子喝酒。张萍马上去到村里，把小茹带回学校痛骂了一顿，然后给她讲道理。小茹哭得厉害，一句话也没说。

“妈！”第二天，小茹第一次这样称呼张萍。想了一夜，小茹意识到妈妈原来就是这样教导孩子的，她认可了张萍。

小茹是事实孤儿，张萍跑民政局很多次，终于成了小茹法定的监护人。张萍为小茹申请到一笔每个月几百元的补助，每个月的补助便打到了张萍的卡上。每当有人向小茹问起这笔费用，她都说：“我妈说了，攒着将来给我考大学。”小茹的未来规划便又清晰了些。

山毛，今年18岁，一旁乌黑浓密的秀发，漂亮的鹅蛋脸上，一双会说话的眼睛透着灵气，笑起来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每个人见到这个女孩都忍不住夸她漂亮。

“16年，我们在村里选孩子，这个小姑娘就隔着门探出头看我们，太漂亮了，我招手让她进来，但是她很害羞缩回头就跑了。”张萍回忆。“关老师第一次进村，又高又白，一看就不是我们这的人，我有点害怕，不敢靠近他们。”山毛有些害羞地笑了起来。

半年后的火把节，那夺村堆起了火把，山毛去凑热闹，长相出众的她被彩云团队的人发现，“我当时站着嗑瓜子，有一个人过来抓住了我的胳膊把我带到了阿美面前，阿美说‘就是这个孩子，终于找到了’。”

山毛高一刚去昆明那年，因为开软开度太痛装病逃课。张萍特意到昆明，语重心长地对山毛说：“把你们送到这里是让你们好好学习，然后走出大山，走出小世界，去往更大的天地……”山毛“挨完训”，抹着眼泪和张萍告别：“爸爸在我六年级时去世了，妈妈在广东打工，哥哥在安徽打工，过年有时候都不回来，放假我都是来彩艺学校，那里是我的家。”那以后，她再也没偷过懒，阿美的话刻在了她的心里。

微电影《让芭蕾之花在山谷里绽放》拍摄时，山毛成了主人公，因为哭戏多，导演让张萍备好10瓶眼药水，但是山毛一瓶也没有用到。“当时拍摄场地的对面就是我爸爸的坟，我想到爸爸就哭出来了。”

今年暑假，她回到彩艺学校时，张萍和关於正在教孩子们跳彝族舞蹈“顶灯跳弦”。山毛扎着低马尾，穿着宝蓝色的夹克衫和黑色的牛仔裤，脖子上还戴了一条银色项链，和这个年龄段的大城市女孩一样，青春活力。她趴在教室外的窗台上看着张萍，“小彩云们”把她围在窗前，抬头看着她说：“好漂亮啊！”

张萍接过孩子们的话：“好好学跳舞就能变漂亮。”看到“回家”的山毛，她露出了母亲看到自己孩子时才会有的笑容。

“真的很感谢阿美，把我们送去了昆明艺校，给我们出学费、生活费，还有零花钱。学了舞蹈之后，我和原来真的判若两人，气质变好了，也变得自信了，更重要的是目光放长远，视野更开阔了。”山毛觉得舞蹈很奇妙，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转眼，“彩云一期”的山毛已经就读高三，面对高考，山毛也有压力，她的目标是云南省艺术学院，希望毕业后回到彩艺学校，跟着阿美一起教大家跳舞。

天南地北携手同行

从学校建成，张萍便担任彩艺文化艺术培训学校的校长，一开始，学校只有张萍和她学舞蹈的侄女，两人通常是在繁多事务之余轮流教孩子们跳舞。后来，张萍说学校要培养全素质的“彩云孩子”。他们招来了文山师专的舞蹈老师，云南省艺术学院的美术老师；考上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的露月，给孩子们上主持人课；砚山县非物质文化项目传承人杨方傲和王纯，教孩子“大刀舞”和“棒棒灯”；她的父母、舅舅、舅妈当起了后勤保障……

老师多了，张萍承担的却丝毫未少。新来的美术老师教的方法不适合孩子们，张萍就来打样，美术老师请假她就来代课；声乐课上她是钢琴伴奏，领着孩子们合唱，“彩云们”外出演出的服装和道具也多是由她亲手制作。

随着“彩云”数量的增加，学校每年开销达到了30多万。为了填补这个缺口，学校开始收费授课，每节课26块5，招生简章一出，报名的人数超出了张萍夫妇的预期。每到上午8点和下午2点，孩子们陆陆续续来到教室，整个学校都回荡着孩子们的脚步声和欢笑声。“彩云们”和回不去家的孩子要在学校吃饭，买一回菜就是五六百块，孩子家里有困难的，张萍还会爽快地免去学费。

“她心思就没在经营上，招生简章都打印出来了才发现有错误，常常是发完老师的工资，发现没挣钱，还倒贴了，遇上学校设施需要维修就贴更多了。”关於自嘲自己和张萍数学不好。

“孩子们只要跟着他们学跳舞，不用花钱就能上学。”张萍和关於成了砚山县口耳相传的“神话人物”。也有越来越多外面的人认识了他们。

曾有一所艺校愿意提供50个免费上学的名额，但之后却发现免费名额不够。面对着50张满心期待的面孔，张萍拿着50张录取通知书着急地直掉眼泪。孩子们去学校，每天吃饭需要20元，一个学期9个多月，这30多万块钱怎么凑？

夫妻俩打遍了电话，甚至要把在北京的房子抵押出去。箭在弦上，张萍试探性地给萍水相逢的文化大家陈默（化名）发去了求助信息，陈默回复“OK”并汇来了30万。关於感动至极，发去了一段表示谢意和歉意的文字，陈默只回了一句话：默默做事，不要声张。

张萍和关於常常感慨：“‘彩云计划’不是我们两个人的，是所有人的。”

夫妻两人相隔长江、黄河……张萍在伴着市井声的教室里，身着素雅的旗袍长衫，戴着扩音器，细细指导孩子们的每一个动作，她管理学校大大小小的事宜，大到财务、人员调度、演出的细节对接和时间确定，小到孩子们的生活用品的购买，都要经由她手；关於则穿着练功服，脖子上围一块灰色的围脖，在首都“舞蹈家的摇篮”里为专业的舞蹈生打着拍子，他在给“彩云们”挣钱，努力寻找学习资源和演出机会。

南方的冬天没有暖气，天气湿冷，张萍在屋里烧火炉取暖，意外的是，她煤气中毒晕倒了，醒来时正躺在病床上打点滴，但她放不下孩子们，她问自己：“我明天还能教孩子们跳舞吗？”“能！”她从病床上坐了起来，第二天照常给孩子们上课，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关於在北京心里都是张萍和“彩云们”,吃饭想着，睡觉想着，洗澡也放不下，有一次险些在浴室摔倒。一到寒暑假，关於的父母便催促着他“快回云南吧”。

“我在北京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太太，我对她有一千个一万个的担心。”关於说：“我们俩现在快52岁了，她是个脑子走在身体前面的人，前几天还因为着急办事，把膝盖摔破了。”“那怎么办，我走慢点？”张萍打趣地回应，像个小女孩，两人相视而笑。

“虽然相隔两地，但是我们同频共振，惺惺相惜。”关於说自己是一个不怕死的人，也不贪恋要活到多少岁，可他多想向天再借五百年，和张萍携手把“彩云计划”一直做下去。

今年七夕，张萍夫妇给每个孩子发了一百块零花钱，并买来了蛋糕。两人一口也没吃，关於说：“我不是个不懂浪漫的人，只是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不太会了。钱应该花在孩子身上，想把自己有的都留给他们。”

为了孩子，他们省吃俭用。关於出门打车变成了公共交通，Amani、Burberry，换成了几十块的黑色T恤和藏青色的运动裤，除了给孩子们上课，他总是踩着那双灰色的橡胶拖鞋，但他依然优雅，像个王子。张萍习惯性地把头发挽起，用花瓣形状的发卡固定碎发，干净利落，她想把更多时间用来盘算孩子们每一天、每个月、每一年的花销。

在北京时，两人经常一起出游，沏一壶茶，坐在湖边，把脚伸进清澈的湖水里，谈天说地。而现在，他们很少去旅行了，关於到云南那么多次，唯一一次到文山以外的地方是去腾冲。关於看了《我的团长我的团》，战士的热血报国鼓舞着他去看一看那片英雄热土。他们向舅舅借来瓦斯罐和煤气，带上了几个鸡蛋、番茄和自己从没吃过的自热米饭。在路旁，关於喝着张萍做的番茄鸡蛋汤，看着远处的风景，一切恬淡而美好。

旅行中，夫妻俩谈起“彩云计划”，心中有一幅展开的蓝图：

“彩云中心”有一张长桌，关於计划着以后在那儿召开国际高峰研讨会，“艺术本就根植民族沃土，它来自于民间，来自于乡村，那夺有梯田、有蓝天、还有传统的彝族文化，我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让它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