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柯仲平与丁月秋（三）

父母亲为了生活创作各地奔波，但革命精神一直跟随

1926年，母亲由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系毕业啦，并取得了由时任校长林凤眠先生颁发的毕业证书。毕业之后，为解决第一大生计问题，由北师大杨尔宗先生介绍母亲至陕北榆林教书，同路去的还有还有北师大沈云霞、保定女师毕业生韩惠芝、王佩珊。在当时的榆林，从北京请来女先生教书是件大事，现在《榆林志（教育篇）》中还有专门记载，陕西文化名人、戏剧家马健翎还是榆林中学“丁月秋先生器重的高才生”；杜聿明妻子曹秀清也是月秋的学生。母亲教榆林中学、师范、女子小学的艺术课。秋季，父亲也去了陕西榆林，但没有出去工作，在家搞创作。

1929年，“狂飙演剧社”演出《上海之夜》，柯仲平（右）与吴似鸿（左）陈凝秋（中）在演出。

当年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各校都成立有国民党区党部或区分部，教员里有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在领导学生方面，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明确的，“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的口号是编成歌来传唱的，“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在中学校人人都会唱。从外地请来的丁月秋等女教员对当地的妇女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地女子多数缠足，吸大烟、当小老婆等现象较普遍，军阀井岳秀官居榆林道尹高职，就有老婆21人。女老师们除了宣传反对缠足、做姨太太、吸大烟外，还组织宣传队挨家挨户去抽妇女的裹脚布，后来由于王佩珊老师写一篇报导文，投稿到北京的妇女刊物，揭发了榆林妇女如“地狱”般生活，引起当地的封建余孼的不满，硬逼着学校解聘王佩珊老师，学期末王佩珊和韩惠芝就离开了学校。自此，当地人言纷纷，对外来教师普遍不满，父亲对这里发生的一切很是气愤，加之母亲此时生下了他们第一个孩子，由于冬季天寒地冻，他们年轻又不会照顾，以致棉被捂住了小孩的口鼻……刚来到人间三天的小漠林就这样夭折了，父亲的心情很不好，他决心离开榆林到西安谋生。

1922—1926年北京艺专读书时在艺专礼堂前合影（丁月秋 中）

1927年5月，父亲来到西安市，先后到陕西省立一中、女子师范和男子师范学校任教。同年7月西安市学联举办暑期讲习会，父亲应邀演讲了他写的《革命与艺术》，宣传革命的文学主张，共八讲。父亲公开提倡艺术不能脱离时代，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主张文艺要“紧切人生，亲近现实生活”；他还把革命与艺术的关系比做牛郎与织女，说要“在人间为他们造一座美丽的花桥”，使之永远结合在一起，让诗歌成为“人生的战曲，尤其是被压迫者的战曲”。他的新颖见解，使听众大为倾倒。此时，北京传来噩耗，李大钊等21位共产党员已于1927年4月28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杀害，父亲的心中怒火在燃烧。此时，西安也开始清理抓捕进步师生，父亲便速离校，辗转去了北平。

1927年春，榆林女师成立了国民党区分部，后由马兆鹏（字云程）、张光远（皆中共党员）介绍母亲丁月秋加入国民党，并任女师区分部执行委员，担任宣传部工作。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李大釗等同志在北平被上绞刑。消息传到榆林，天地为之昏暗，哭声震校，后由区分部发动召开追悼大会。母亲丁月秋自编《挽歌》：“被害的同志哟，革命未成身先亡，你们的铁血，开遍主义之花。先烈哟，魂莫散，生死握手拼命干，杀军阀，灭列强，不达目的不共天！”她用一个上午教会全校师生唱挽歌，并在随后的追悼会上同唱。她还用画笔写出红颜色挽联：“朋友你咬紧牙龈先走！同志我踏着血迹就来！”暑期过完，开学后，学校的情况竟大不相同，“马、恩、列、孙”的画像已不再让挂着，马云程、张光远还有女同事吴碧云都不见了。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内容也变了，从此母亲教唱歌画画的内容又只好是“葡萄仙子，明月之夜，苏武牧羊，风花雪夜”一类教材。国民党开始“清党”了，各校国民党区分部改组，丁月秋在榆林女师区分部的国民党员和执行委员就此都被清除了，榆林是呆不下去了。

1928年春，应宁夏道尹（那时的宁夏属甘肃省宁夏道）邵遇芝聘请，母亲丁月秋去参与创办宁夏女子师范，同时另一中学聘去兼任艺术课。这时的宁夏改为行政区，行政长邵遇芝、军长门治中皆为冯玉祥的部下。冯玉祥国奉战争失败后到苏联由赤塔绕道至宁夏，当地举行军民联欢会，学校把丁月秋导演兼出演的一个话剧“十万英镑”作欢迎，演出十几场。

母亲教的女师学生（其中还有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大都是小学尚未毕业的，也有在家读了一些经书的，年龄文化程度皆有不同，教起课来收效亦不大，妇女解放运动更不易发动，封建意识相当的重。如在演“十万英镑”的最后一幕，一位女士抱着为国牺牲了的爱人尸体在哭，她们会批评为“不害羞”！学校发给她们制服，指定要做白色列宁装，白帽子，黑裙子，她们开初在街上不穿，到校后才穿。女师当初要母亲担任校长，她不愿做，后来任教务主任。同时门治中时常要请母亲去他部队画宣传画，邵遇芝借着行政长官之名关心学校常来走动，母亲疑心这些军阀不怀好意，就下了离开宁夏的决心。

1928年夏，母亲经包头过绥远这一回京路，饱尝了大西北行路难的滋味，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母亲的妹妹丁素秋正在师大历史系读书，妹夫杨春州在北京师范教书，我的父亲也由西安来到北京，他们一起在丁素秋姨妈家过暑假。母亲的朋友“沈钟社”的作家杨晦修与山东曲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宋返吾很熟识，二师正需要艺术课教员，杨就介绍母亲去。

1928年8月，母亲第一次到山东曲阜省立第二师范专任图画教员，教务主任岳一峰（师大学生）、国文教员陈翔鹤（沈钟社作家）、数理化教员高铭勋（工大学生）等同去山东。校内有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人训育王主任，学生课外活动很活跃，组织了很多壁报：有名的如“狂言”、“刁斗”，还集资办了一个“黎明书店”，与上海“创造社”等出版社来往密切，配来各种书刊，员工学生读书气氛很浓。演话剧也很盛行，母亲曾主演过易卜生写的《娜拉》，还导演过郭沫若写的《卓文君》，皆是男女师生合演。由于学校环境宽松气氛也好，图画课有专门的图画教室，里面摆满了各式石膏头像，供学生作画，母亲教起书来很自如，和学生关系也很融洽，加上她比较爱美，很看重服饰穿着搭配，学生们悄悄给她起了个外号叫“石膏头”。学期间有一次孔庙搞祭祀活动，活动时间在午夜，规定只允许男人参加。有些男老师准备去，母亲非常好奇也想去看看，于是她穿上大长衫，头戴毡帽低着头，和男老师们一起混进庙堂看个究竟。

她真是敢想敢干啊，这么危险的事好像什么也不怕。（未完待续）

（丁静）

（编辑：曾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