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柯仲平与丁月秋（四）

狂飙社里来“狂飙”

1928年初，父亲来到上海，参与高长虹、向培良主持的“狂飙演剧社”工作。母亲在山东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只待了一学期，1928年底也应邀来到上海参加“狂飙演剧社”的演出工作。她演过柯仲平编剧的《战士的儿子》，向培良编剧的《从人间来》等。母亲她不光演十七八岁大姑娘，有时还演八九十岁的老祖母，到南京公演了十多场，要知道此时的丁月秋已经是怀着我有几个月了。父亲主演他写的《海夜歌声》，还有高长虹编写的《上海之夜》，演员中有陈凝秋（塞克）、马彦祥、陈樱（马彦祥夫人）、吴似鸿（蒋光赤爱人）等，许多戏都是大家集体导演。此次演出原是一个演剧运动，上海由田汉、洪深主持的“南国剧社”和“狂飙演剧社”等都参与了。“狂飙演剧社”除了提倡新型（所谓“印象派”）话剧外，还维持一批作家的生活。南京公演后，这批演员除开陈樱、马彦祥在复旦大学读书外，其余人的生活，名虽是个演剧社，实际全凭母亲在曲阜每月一百二十元薪水的积蓄来支撑，后来直到吃完积蓄，甚至要典当（小押当）幕布来维持。1929年6月母亲在上海生下我时，已陷于经济绝境，我还未满月，母亲仍旧每日要烧煮这么多人的饭（煮饭的锅是从上海拍卖行买的意大利产的长把锑锅，一直用到现在，无论是逃难或搬家，都未舍得扔掉）。最后实在没办法维持基本生活了，才提出解散。父亲母亲商量，他们还是回到较擅长的教书岗位去淘生活。

家里自从有了我，父亲不知该有多么高兴。听邻居说，产妇要吃最新鲜的鸡蛋，父亲便独自跑到很远的乡下，好容易买到几个鸡刚生的蛋，捧着鸡蛋一路小跑回到家，笑眯眯高兴地对母亲说：桂元，我好容易买到这几个最新鲜的鸡蛋，很有营养的，你快煮吃吧！母亲看着父亲满脸的汗水，既心疼而又感到十分温暖。

父亲第二次被捕

1929年秋季，父亲在上海法科大学任新兴艺术课程，母亲任法科大学附中音乐课，父亲讲授的教材，是用他自己著的论文《革命与艺术》为主要内容，校长是褚辅臣（民国会议长），学校内很复杂，反动势力不小。1929年12月21日“广州起义”周年纪念日前夕，工农学生等都要准备纪念，上海市国民政府为了防止这个活动也早做好准备。父亲在学校的讲课，老早就引起反动派的注意。12月21日前几天，忽然家里来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几个人要见父亲，有两个西装革履油头滑面的青年，来了一面说话一面翻着父亲的书架。警惕性很高的父母一听见叫门声，已预见到不是好事，母亲很快地将父亲正在写作的《风火山》歌剧诗稿藏在我睡的摇篮内，一摞当时共产党的机关报《红旗日报》则用些闲书压着，母亲正看着的一本列宁著的小册子，也急忙放在我盖的小被子里。来人什么也没翻着，却要父亲必须同到市党部去，还谎说去一刻就来，那真是鬼话，父亲就这样被捕了。母亲非常镇定，思考要如何应对。

第二天一早本该父亲上课，学生已在教室内等着，母亲不经什么通报与介绍，直接跑到讲堂上去说“柯先生今天不能来上课，由我来代”！实际母亲哪里是去代课，是借机向学生宣布父亲被捕的事，看看同学们的反应罢了。果然才一说完，教室里的右派学生洋洋得意地大笑，左倾的学生一起站起来提议支援，有的马上就去报告学校，要保柯先生。学校还派人来家安慰母亲，并答应发公函保父亲。

母亲一人领着我这半岁未满的婴儿在白色恐怖中生活，幸有一些平时接近的大中学生来照顾。好几天之后，由法大校长褚辅臣保释父亲出狱。后来，父亲又回到法科大学继续任教。（未完待续）

（丁静）

（编辑：曾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