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柯仲平与丁月秋（六）

在营救、探视和等待父亲出狱期间，母亲工作、学习、追求进步一个都不少

1930年12月至1933年7月父亲被捕期间，母亲改名丁素屏。为了生计和探监方便，曾到上海中华职教社代办的三友实业社女子缝纫传习所学做西装，学期分六个月、四个月半、三个月毕业。母亲为了能尽早有收入，以最快速度三个月学会，毕业后被派往三友实业社门市部实习，加工售卖妇女儿童改良服装。由于母亲的努力做出了成绩，“三友实业社”又成立了“女子缝纫工作处”，并派母亲任主任。

1932年下旬，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一·二八”的白天，有两个伪装成道人模样的人到杨树浦“三友实业社”厂门口挑衅，故意与岗警起摩擦，夜间开来武装要放火烧“三友实业社”的厂房，老板吓得不敢开门市，只好停工。工人们靠计件工资吃饭，一天不干活一天没饭吃，母亲带着十多个工人去找老板借粮，老板沈九成嘴上答应一定给解决，殊不知再去找他时，老板乘机关掉了“女子缝纫工作处”。后来母亲才知道，他们是被工头出卖了。母亲没了“三友实业社”的饭碗后，开始筹建“上海女子缝纫工艺社”，她一面工作的同时，还要偷偷到“漕河泾”监狱去看望父亲，又害怕同事们知道，就只好关门另找出路。

父亲被捕后，他在《红旗报》的同事尚钺介绍组织内的廖凯声和母亲联系，母亲因而认识了张友（张越霞）、彭学昭（当时叫她小李）两个女同志。张友的哥哥张书棋和父亲一样也关在“漕河泾”监狱，彭学昭的两个哥哥关在西牢。因此，母亲每月往监狱送东西时，又增加了给张友哥哥送东西的任务，就此又认识了大李和谢冰莹(女作家)等，她们商量，由母亲、大李、谢冰莹各出款若干筹组“上海女子缝纫学校”和“上海时装公司”。大李任董事长，谢冰莹任校长，母亲任公司经理兼教缝纫课，李、谢也任课，公司还请来男工任中西装缝纫师。

张友夫妇是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他们的服装需要时常改变，有短便装以及皮袍、马褂等，皆由“上海时装公司”代办，大家来往很密切。母亲很能干，保密工作也做得好，取得了党组织的信任，由张友经过她爱人陈铁铮（孔原）同意，介绍母亲加入地下党组织，参加党小组生活、学习等。学习地址在法租界圣母院路圣达里九号，党小组生活是由一男同志来领母亲去的，一星期一次，每次都是那位男同志来领母亲才能去。那位男同志给了母亲一张入党申请表，叫母亲填好等他来拿。但到了约定时间却没见那位男同志来拿，母亲便把入党申请表用纸烟锡纸包好，放在客堂间内墙角下的木条缝内收藏好。

又过了好几天，仍不见那位男同志来拿，正好张友来取皮袍时母亲就问她，她说代母亲去查问。那天张友拿来一包书，要母亲探监时送给她哥哥，两人正在母亲的寝室内谈话，突然楼下来了多人要找母亲，母亲很机警，听着声音不对，忙将张友拿来的书和父亲的《风火山》藏起来。张友跑上三楼“上海女子缝纫补习学校”的课堂内与女同学混在一起。“包打听”（国民党便衣）在母亲室内乱翻找，又搜母亲身上要什么通讯地址，母亲大衣袋内装着很多收缝工的钞票，生怕被抄走，手紧紧地捏着不放。“包打听”一面搜，一面问“张友住哪里”，母亲心慌极了，但母亲经过党组织学习，知道党的基本纪律和要求，是忠贞于党、绝不会出卖组织的，她极力镇定，便采取故意不让“包打听”搜口袋来拖延时间，以便给张友脱身的时间。过了一会儿，听见一群女生说着话下楼，母亲看见张友也在其中走过了门口，这才放下心来。母亲放开口袋任凭“包打听”搜查，结果“包打听”把母亲袋内他人订活送货的地址抄去，钞票反而没有拿。“包打听”用手枪对着母亲脊背叫她下楼去，在客堂内乱掀乱翻，此时母亲好紧张，生怕木板缝内的入党申请表被发现，极力保持镇静，祈祷千万不能被发现呀！“包打听”一无所获，打开后门走了，走时恶狠狠地对母亲说：“限你三日收盘，要不就来查封逮捕你”。

母亲约大李和谢冰莹几人商讨对策，他们主张不理，拿钱去打点，母亲因为担心地下党组织的事，主张不干了，要收盘。最后商议的结果是，先将“上海女子缝纫学校”和“上海时装公司”的招牌收起来，在房间内赶做已接活计的工作，然后准备收盘。可是直到公司结束之日，都不见张友及先前带领学习的那位男同志，母亲无法找到党组织，无奈之下，只好把入党申请表烧毁了。

此时，丈夫正在监狱服刑，女儿莉莉才两三岁，加上又一次失业，对母亲的打击太大了，她内心苦闷、沉重、无助，却又无处可诉。

母亲要出去工作，只好把我锁在屋里，把窗户牢牢扣上，火柴等能燃烧点火的物件都紧紧藏起来。冬天的上海没有暖气，房间里非常冷，我的两只小手冻得通红。由于年纪小，坐痰盂解便时，常常是来不及脱裤就尿了一身，母亲教我学穿衣穿裤子。有一次，母亲在椅背搭了四条绒裤和四条毛裤，让我尿湿了好自己换，等到中午母亲回家，开门一看，小莉莉不见了？把母亲吓坏了！原来，小莉莉光着腚在被窝里呼呼睡着了，椅背上搭了八条湿裤子，母亲是又气又好笑，好可怜的孩子啊！

生活的熬煎、恶劣的环境，母亲带着孩子求生存，虽然艰难，却还是更加坚定地走着。

为了探视父亲，母亲用过许多方法，她曾设法让南京的妹妹丁素秋来装扮成一位阔太太，母亲则打扮成一个农村的女佣人，瞒过狱卒见到了父亲，但是监狱监视太严，心里想说的话无法说出，时间一到，大家只能痛哭一场而别。

那时，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校长是尚钺的哥哥教育家尚仲衣，尚钺介绍母亲去工作。1933年初，母亲领着未满四岁的我去了浙江省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任女生指导兼图书管理。母亲的名字由在上海的丁素屏改名丁少芸，在杭州西湖边租了房子住下来。我还记得母亲每天早上把我送进幼稚园时，都会买一个甜烧饼装在一个信封里递给我拿着，让我到幼稚园找老师先要一杯开水喝，然后才能吃烧饼，我是听话的好孩子，这我都能做到。可是到了晚上，幼稚园的小朋友都接完了，经常只剩我一人站在幼稚园门口等母亲来接，那时肚皮已经咕咕叫了，好容易见着母亲来接，便连跑带跳地跟着母亲回家。由于天气太热，母亲先把绿豆煮上，便给我洗澡，等绿豆粥煮好，母女俩喝粥时，母亲先给我摇扇让我喝粥，我喝完粥再给母亲摇扇让她喝粥。到了星期六晚上，要是家里来了客人，我是最高兴的一个，这个客人，就是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母亲的同事陈秋帆和钟敬文老师，我高兴得唱啊跳啊！我家小楼外是一望无边的西湖，湖面上一时烟雾迷蒙，一时湖光绮丽，让人心旷神怡。有时陈姨提议“我们去划船吧”!那简直太好啦！我们租了一只小船，船家划着船，穿梭在荷叶荷花间，陈姨对我说：“小妞，你可以伸手摘菱角。”于是我趴扶在船边，小手伸进湖水里捞呀捞呀，不管捞没捞着菱角，总是快乐极了。大人们一面说话一面削着水果，他们也非常高兴。（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丁静）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