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人必读 | 滇南抗战连载② 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滇南抗战”

一

其实，为了防止日军侵占越南，给中国造成不利的局面，早在1940年5月30日，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就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电报要求顾维钩和法国当局联系，“了解他们是否已做好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日本南进扩张行动”，并提出法方“如果愿意合作，中国现在就应做必要的准备，这在中国方面不太困难”。

张智丹、刘会军在《1940年国民政府派兵入越计划及其搁置》一文中提到：

6月4日，顾维钧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精神，在拜会法国政府殖民部长罗兰时，提及了中法合作保卫越南以及中国政府愿意在合作中提供人力和物资的问题。罗兰表示，在越南受到日本入侵的情况下，中、法自有必要进行合作，但合作协议只应在所要防止的可能情况临近出现的时刻才能签订，并担心签订合作协议可能刺激日本发动进攻，同时表示缔结合作协议属于政策上的问题，超出其职权范围，建议顾维钧向法国国务会议主席或外交部提出这个问题。

6月8日，中国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拜访越南总督府秘书长时，根据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所嘱，以表达“个人见解”的方式提出“倘使越南方面遇有何种困难，欲我相助者，我无不竭力相助，设或人力方面有所不足，亦不无可以商量，未知越南政府，曾有此种考虑否？”秘书长称此事越出其权力范围，并担心合作交涉消息可能走漏而多生枝节，望其向越督直接交涉此事。11日，许念曾将其与秘书长的谈话情形呈报外交部，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关于人力助越问题，以目下意大利业已声明参战情形论，此时益增重要，因越南苟或不利，我西南屏障即失，且我倘能先允此项援助而屯大军于华越交界处，则越南政府助我运输心理即可稍为坚定，故此事虽非念曾范围所应进行之事，但探其语气，只须严密进行，法方亦所欢迎，深愿我当局勿加忽视。”

6月10日，顾维钧拜访法国外交副国务秘书保尔·博杜安时，再度提及中法军事合作问题。博杜安认为，如果日本进攻越南，那它就成为中、法的共同敌人，两国即应以最大的合作来加以应付，但目前日本尚无对越南采取行动的迹象，因此用一个反对它的联合行动协议来刺激它是不明智的。顾维钧则表示，合作计划应在事先安排好，到发生不测就为时已晚。博杜安答应尽早让顾维钧知道法国总理雷诺的答复。

14日，顾维钧会见了法国外交部秘书长夏尔一鲁，希望了解法方对合作问题的决定。夏尔一鲁表示雷诺还没来得及考虑此事，而其本人愿表示法国政府感谢蒋介石建议的精神。在法国政府以敷衍的态度对待中方提出的合作要求时，中方就越南防卫问题与法越当局进行了初步的接触。

6月17日，法国雷诺内阁辞职，贝当继任总理，并宣布对德投降。日本乘法国战败之机，对其提出封锁滇越边界并允许日方向越南派使团对封锁加以监督的要求。法越当局在向英、美两国寻求军事援助未果的情况下，屈从了日本的要求。

蒋介石为了能从国际外交方面使对日防犯获得突破，于6月21日分别致电驻美大使胡适、驻苏大使邵力子、驻德大使陈介，要求其推动驻在国政府设法遏制日本对越南的侵略企图。为配合外交努力，他还决定发表对越问题宣言。22日，他拟定“宣言大旨”，认为“应说明倭寇侵略之目的，彼无论进占亚洲何地，其目的全为灭亡我中国，故倭军无论进至亚洲何地，我华军亦必随至何地，与在中国同一抗战；且安南尤为我中国接壤之地，为国际通华惟一之路。无论在历史上、地理上以及现行之条约上，我国皆有运输交通之权利，若倭果进占安南，不论其名义与行动方式如何，而其为假道安南以侵略我中国显而易见，故我必随倭军之进占安南而亦进军安南，对倭抗战，以保障应有之权利。但除倭寇外，对第三国决以友谊出之，而不敌视。”

23日午后，王宠惠与王世杰撰定此宣言，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宣言称：“日本如侵占越南，其目的将不仅夺取法国属地，势必更取道越南以攻华，故日本在越南等地有武力侵犯行为，中国政府为维持其生存独立与遂行其一贯之反侵略主义计，不能不因日本之逼迫而采取此种局势下之一切必要之自卫措施。”为避免法越当局在涉华问题上进一步屈从于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加紧了中越间军事合作的交涉。

6月23日，蒋介石致电驻河内西南运输处宋子良，希望其探明越南总督对抵抗日本侵略和维持中越运输的态度，并就与越南当局进行军事合作交涉问题作出指示，“中国极愿与越南政府军事合作，密商具体办法，但不必用文字明定，只要双方口头密商及预订一切之部署，一俟日军侵越以后，乃可有效履行。如其同意，中当密派负责专员来越面商，或由越督派员来渝面商亦可。”

25日，贝当政府召开的国务会议决定撤换越南总督卡特鲁，代之以法国驻远东海军总司令德古。蒋介石得知此消息后，于29日致电许念曾并转宋子良称“最近越督更迭，新越督于我必更不利，未知原越督之意志如何，请间接密探，无论如何，我必援助其到底也。”但是，越南方面对中方提出的军事援助并不领情，“多数竟认为中国想借援助越南话题引起法日冲突”。29日，以西原为机关长的日本监视团到达河内。

对于越南停止滇越铁路运输问题，蒋介石仍然认为“应先设法使倭不用武力进占安南，然后再徐图恢复交通为要。”

二

随着战事的发展，西南边境的严峻局势使得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加强西南地区的防务力量。

据蒋介石1940年5月26日日记记载“如巴黎失陷，倭必侵略安南，我应早为之所防，集中大军于昆明如何……况倭如南进，则彼已介入欧战，必与英、美冲突，于我政略，乃有利也。”

有史料记载，5月30日，蒋介石手谕何应钦、徐永昌、陈诚，告以越南局势日趋严重，应再抽调十师以上兵力集结于贵州附近，作为应急之准备。6月5日，蒋介石考虑“敌如进占安南，直趋昆明，则我应准备：甲、集中兵力；乙、破坏铁道；丙、问法国，如我派员到安南协商，是否接受”。但在加强西南尤其是云南的防务问题上，国民政府受到诸多因素的牵制，其中之一就是担心重庆的安全。这时，日本在企图染指越南的同时，还对鄂西重镇宜昌发起攻势，并于6月12日占领了宜昌。宜昌的失守使日本可以驱逐机掩护其轰炸机袭炸重庆，且妨害中国南北联络与战略重点。面对日本从越南和鄂西两方面夹击西南根据地的态势，蒋介石把四川防务置于优先地位，认为“应防倭积极攻川，“候宜昌战事结束，即布置越南边境军事”。然后顾忌龙云的态度，面对日军对云南的威胁，龙云希望加强自身控制的防卫力量，而非中央政府在云南的军事力量，接连电请中央：一、调第一集团军（注：即卢汉部）返滇；二、派炮、工兵各一团赴滇；三、将滇省几旅共编为六师。其四，受到交通、后勤困难的牵制。

徐永昌何许人也？“七七事变”以后，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原大战晋绥军的总指挥徐永昌被任命为军令部部长，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并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1945年9月2日，徐永昌代表中国，到东京湾上与美、英、苏等9国代表签字接受日本投降书。他的日记也详细记载了自己在抗战的8年中参与的所有重大活动。徐永昌认为，龙云这些“备倭犯滇越”之要求“意在要挟”中央，并担心日本利用龙云与中央不合的弱点将对华封锁链条进一步涉及于昆明。

之后，蒋介石又于6月22日与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四川省政府主席兼成都行辕主任张群商讨越南问题，提出“拟调兵二军驻滇桂边境”，以作应对日军占领越南之准备的设想。但是，由于当时的西南各省交通困难，调兵赴滇、桂边地需要时日。徐永昌认为，此时向滇越边境派三个军“尚嫌早”，鉴于粮食正缺、气候正坏，认为“似可派一军，其两军应留后”。蒋介石、白崇禧、刘斐则反对徐的意见。28日，张发奎奉命派第54军与第6军去靖西、德保一线。7月26日午后，在军委会会报中，后勤部报告了“天保、靖西缺粮，病疫之紧急情形”，造成军心惶惶，以为仅54军三个师亦须亟改汽车送粮，“并请第6军停止前进”，当时，第6军在宾阳一带休整，第52军方抵柳州，遂“决定第54军留一师在前方，其两师略向后移就食”。

张智丹、刘会军在《1940年国民政府派兵入越计划及其搁置》一文中也讲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急于打破中国对日孤军作战的不利局面，希望赢得法、英、美、苏等强国的支持和援助。但这一对外求援的努力颇为不顺，各强国均不愿因大规模援华得罪日本而过早地卷入战争。国民政府不得不改变单方面求援的思路，希望利用中国的人力优势加强对外平等互助合作，即通过向法、英等国的欧洲本土和远东属地提供劳工、兵力支持，换取其对华物资援助乃至军事合作。1940年6月间，法国败降德国给日本染指法属越南以可乘之机，也给国民政府通过派兵入越来实现中、法、英、美军事合作的契机。

三

整整一个月时间，在进兵越南的讨论和筹备过程中，国民政府内部在派兵的规模、时机、方式等问题上存在着诸多的意见分歧。

从军事角度出发，主张派大兵团入越的一方认为，一旦日军侵入越南，中国即应派兵并辅之以外交、宣传、特务等手段在越南打击日军，从而配合滇、桂方面的作战；反对的一方则认为，中国应充分运用本土作战的便利加强边境防卫工作，而不应在诸多不利条件下大规模越境作战，至多可派游击部队入越牵制日军。

从外交角度出发，主张派大兵团入越的一方认为，可以此促使法国方面不轻易屈从于日本的胁迫，在法日妥协的情况下亦可策动越南人抗拒法、日，并借此向外界展示中国反侵略的决心和能力，争取英、美等国的同情乃至协同行动；反对的一方则认为，在日本侵越必然会激化其与法、英、美诸国矛盾的情况下，中国可待远东局势进一步明朗后再作适当的反应，急于冒险派大军入越徒遭法国的嫉恨且影响其拒日行动。

关于对越问题的处置方针，蒋介石同意派一个军入越援法抗日的计划，并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和协调工作。法方对华军事合作态度的消极搪塞和反复无常，迫使蒋介石对派兵入越计划极为谨慎，他多次严令前方将领只有在得到其命令后方可出兵越南。

9月10日，蒋介石致电在柳州的关麟征并转陈烈，称：“第54军决先经富州入滇，暂不入越，将来如有进入越南必要时，须先向中正请示，切勿任意擅入越南境内为要。”

之前，为加强云南防守事宜，蒋介石心里还是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决定命令龙云，要破坏滇越铁路，希望以此“暴露倭非攻滇，实为侵越之阴谋，而使倭法冲突”。只是，蒋介石不知道，炸毁、破坏中越铁路的想法，龙云早就在谋划之中了。

9月下旬，日、法在越南发生军事冲突时，蒋介石又生起对法军事合作之念，可旋即又发生了法军放弃抵抗、日军进驻越北的情况，所以，直到这时，蒋介石联法抗日的希望才被彻底地打破。随着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蒋介石把军事合作的重点转向英、美，暂时搁置了派兵入越的计划。

鉴于法日妥协的发展态势和境外作战的实际困难，蒋介石于9月中旬改变了派大兵团入越作战的计划，决定派小规模部队入越作游击战。他力图以协助而非压迫的方式对待维希政府和法越当局，希望借此推动法日矛盾激化以获得中国可以利用的机会。

为适应日本与驻越法国殖民军军事冲突的新情况、新问题，徐永昌于9月24日对滇越国境作战计划作了调整，即“先加强滇南边境防御力量，并作入越准备。同时对法、越及敌人情况，密切注视，待机入越”。其中，入越部队的任务为，“占领越边境县城，组织游击队，破坏交通”。准备入越的部队为：（1）龙云所部，以一部（约各一营兵力）由河口及麻栗坡方面进入越境；（2）陈烈部，以一部（约一团兵力）由富州进入河江附近地区，其198师以一部（约一团以内兵力）由靖西进入高平以西地区。徐永昌在该计划的附记中称，“査派队进入越境，为我实践迭次声明‘敌入安南，我亦即进入安南’之表示。至我部队进入北圻偏僻地区，与敌无正面接触，并易完成任务。但为观察国际间，尤其英、美态度起见，目前仍以速行准备，待机进入为宜”。蒋介石对入越计划的批示为，“各部进入越南境以前，必须待命，不得擅入，但可照所拟办法准备一切”。

在国民政府就应否派兵入越观望之际，法军于9月25日放弃了对日军的抵抗。26日，日本海军在海防港强行登陆。蒋介石“以法越军不堪一击,为之太息不止”，决定“对越南之方针应仍取协助态度”。为加强西南防务并避免中法冲突，他于30日致电在柳州的张发奎并转夏威，认为日军窜入越境造成其后方空虚，应由夏威集团军迅速指派得力部队袭击龙州敌人后方，“但不得进入越境为要”。

张智丹、刘会军在《1940年国民政府派兵入越计划及其搁置》一文中认为：总之，境外作战的谋划和筹备反映了国民政府前瞻性的战略思路，蒋介石倾向于尽力促成中法在越南的军事合作，并争取国际社会的联合参与，但也暴露出其军事上的诸多弱点，如陆军作战缺乏海、空军配合，军队后勤、动员能力薄弱，地方军与中央军未能有效协作等等。国民政府所提出的军事协防计划难以取信于维希政府和法越当局，也无法改变英、美将军事重点置于欧洲的战略并整合其在亚太地区的防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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