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根

和父母从城里回老家的那天，傍晚时我们才赶到村子。入村的道路已经修缮，周边被驯化的土地，已和农人在挣扎中走向和解，疏散地翻开自己柔软的土块。在农村，野草和人群时刻保持着你进我退、我退你进的关系。几场雨水下来，野草便不断地从土埂、地头、田间长出来，它们手拉着手，很快便把地块遮盖得严严实实。

多年前，母亲告诉我：“别和野草相争，人如草芥，将来也会成为它们的一部分。”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村人，会有这样的悟性，让我匪夷所思。

入村第一户便是我家的老屋，在一团绿森森的竹林前。屋子侧面一堆农家肥上，两只乌鸦正在用嘴打架。看见人来，它们扑愣着翅膀，飞走了。很多年前，听到乌鸦的叫声，长辈就要我们吐口水，再做出一种极其厌恶的表情，是一种趋利避害的表达。离开家乡的这些年，每年能回来两三次，看到乌鸦、松鼠这些小生灵，反倒觉得内心温暖。在炊烟不再升起的日子，是它们在替我守着这座老屋，守着这个家。但它们始终是它们，不可能替我修缮这座日渐苍老的房子。

老屋，越来越老了。苟延残喘的立柱微弱地呼吸着雾气，已经可以插进手指的墙缝像父辈的掌纹，岁月的痕迹难以缝补。石阶的草，正悄无声息地占领着缝隙，草芽蓄势待发，准备着新的攻势，房后的排水沟更甚。沟旁的草气焰嚣张，飞机草已经一米来高，山乌龟把唯一一棵碗口粗的李子树缠得不成样子，水麦子从地表的任何地方长了出来，填满了地面的空白，成为荒芜之地的背景。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草，高大肥硕的叶子在风中肆无忌惮地抖动着、呼唤着、拥挤着，似乎在邀请我给他们取名字。我不会再允许它们继续放肆了，如果我不加干预，我的老屋会流泪。我把愤怒赋予于一把钝刀，一阵飞舞，究竟倒下多少杂草，已经无法计算。我与这些杂草搏斗，它们不停地从泥土里长出来，被我砍掉一批又一批，它们又生长了一批又一批，就这样周而复始，要不是我不断地援救，老屋便被它们吞噬。

我突然可怜起这些杂草，杂草与庄稼没什么两样。一样诚恳地接受阳光，一样忠诚地跪拜大地，一样虔诚地渴望雨水和露水，一样游离般地在这个世上闯荡。发芽、长叶、开花，花谢了结果结籽，果子和籽粒也会腐烂，死亡或者长出新的草，新的庄稼，新的树，继而繁衍出它们的群体。好与坏源于我们欲加给它们的定数和命。和人也是一样的，历尽苦楚、辛劳、凡俗的一生，宛若一枚叶子，不管如何用力和挣扎，当叶子落下时，它的下坠和旋转与别的落叶没什么区别。

这反倒和母亲说的“人如草芥”有些不谋而合，接受就是最大的给予。这是关于生命的妥协与成长给出的最大论断，这让我想起多年前的日子。每年稻子灌浆前后，昼长夜短，天气闷热，这是农村好时节。每到这个时候，稻田旁的小草场总是吸引很多村民一起来谈天说地。在手机并不普及的那些年，唠嗑成了村民饭后消遣的主要方式。聊天的内容无非也就是问问家里的情况，庄稼的长势，用了哪些药，偶尔还会冒出些不可描述的段子，引得一帮子人哄然大笑。

那些温馨的画面，那些宽阔的田地，那些庄稼和杂草，谁都不会想到，转眼之间就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中。特别是那些承载了多少乡情的老屋，一座一座，鳞次栉比，忠诚地守护着村子。但烟囱里，再也飘不出淡蓝色的、带有松香味道的炊烟。村民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接受了命运安排好的归宿，年老的被土地拥抱和接纳，年轻的背上行囊，坐上了外出的列车，更年轻的跟随父辈，在另一片土地安营扎寨，谋得了自己的营生。剩下的守乡人，依然和布谷鸟一起推算春播的时令，和秋蚕一样，对曾经经历的艰难苦楚闭口不谈。他们刚毅的眼神里流露出的，更多的是接受命运后的欣喜与欣慰。活着就好，不管以怎样的方式，能继续活着就好，不管未来夹杂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生活真相。

我的父母也如此，在时代的大潮中，从一个耕作者化身为务工者。对于没有文化的农村人来说，城市是一座横亘在自己面前暂时不可逾越的大山。霓虹灯如闪电，车鸣声如雷。在乡下，他们不害怕黑压压的云朵裹挟着暴雨闪电从山头涌来，一声吆喝，牛马奔忙，他们顶着雨也可以回家。他们的皮肤适应了雨水和露水，他们的双手摸惯了粗糙的树皮。但是城市不一样，就像一块自留地的形状和另一块自留地的形状不一样，就像旱田和水田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每时每刻都像体内的结石，一点一点积累，一天一天变大，搅得他们周身疼痛。

父母“城市病”的疼痛我是深知的，其缘由是他们两个儿子的读书问题。他们自留地里心心念念的庄稼已经无力变换成更多的钱，难以支撑我们大额的开销。刚到城里时，我的父母租住在一间低矮的石棉瓦房里，这种低矮的小房子，在乡下，顶多也就算是个柴房。房子仅有一扇小小的窗户，并且只能打开一扇。冬天还好，窗户小，能保暖。夏天不能开窗，一来蚊子苍蝇往里飞，二来招贼，只能关闭窗户，出租屋就是一个“大蒸笼”，半夜热得睡不着。比这更心疼的，是母亲初来时不敢过马路，加之钢筋混凝土林立，巷道都似乎有共同的样子，母亲找不到回出租屋的路……每次寒暑假回来，我发现母亲都要苍老一大截。

父母仍然保留着一丝倔强，在我们刚工作时，他们经常说：“等你们稳定些，我们还要回到乡下去，闲不下来，想念老房子，想念那些田地。”我们当然一口回绝。“有父母在的地方才是家，我们住哪里你们就跟着住哪里。”随着生活走向深入，我们在城里买了房，工作也稳定下来，有了可爱的孩子，父母逐渐接受了现状，整日和他们的孙子玩得不亦乐乎。他们曾经刚烈的像抱着炸药包一样在城市为我们炸出一个豁口，让我们在城市安然降落。源于接受命运的安排，也受益于命运的安排。如果要躲开物理的经验，从精神之路绕到生活的背后，或者说穿透生活，这后面蕴藏着巨大的生命逻辑，根源还是离不开对我们满满的爱。

三十岁前，我看到的村子，除了村民的淳朴，更多的还是敌意，杂草与庄稼的敌意，麻雀与种子的敌意，干渴的土地与太平洋上水汽的敌意，丰收与歉收的敌意，时运不济与父母的渴求和期盼之间的敌意。三十岁后，当我一次次往返于城市和村子，我对这片祖居之地和出生之地，多了很多亲切感。哪怕四年前，祖母在村东头对面的小坡上真正躺下，她耸起的坟堆像一个大地的鼓包，又像一面旗帜，像一声叹息，像一个谜底。这让我想到了很多。在返回城里的那几天，梦到她两次。有一次梦见她端着一竹筛柿子，问我们要不要柿子。还有一次梦见她在大湾田给小葱和芫荽浇水，萎蔫的小葱和芫荽大口大口喝水，转眼就变得绿油油的。梦里她还严肃地告诉我：“要记得经常回来看看老房子，雨季来了，房子要来‘招呼’（照管）一下”。说完，就转身向村东头的樟木树地走去。樟木树地一带是先祖埋葬的地方。祖母走的方向，正是先祖的来路，当然，也是后人的归处。

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做这样奇怪的梦，像树叶想念树根一样干净的梦。倒是母亲说的“人如草芥”，我一直牢记心间。草毕竟是有根的，无根的草就像浮萍，只能顺着流水而去。流水平缓了，才有可能停下来，但停留的每一个地方，永远都只可能是驿站，所有的移动，都只能是驻足，而不是安身立命。有根的草却不同，会选择在一个地方扎根，会深深地把根扎入地底深处，风吹来时不惊，火烧来时不怕。甚至在一年又一年的岁月里，逐步把自己的光斑扩大，熔铸起自己小小的生命圈。有时候想想，野草的生命逻辑，真像人的生命逻辑，选择在时间与空间的某个维度里建构自己的居所并将生命完完整整地安放。

而我，也是有根的，像母亲说的，“早晚有一天，我们也会和它们一样”。只是我的根有三条，村庄、墓地和饱经风霜的父母。村庄有父母的念想，哪怕百草早已对这个村庄虎视眈眈，但它记录着父母的青春、汗水和泪水。山川草木，存储着我们的笑声和哭声。墓地有我的亲人，他们陪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毫不保留地把生活经验留给我们，用脊背替我们抵挡生活的鞭子，他们是长着翅膀的人。父母从农村生活的雷暴雨中走出来，又走进城市的另一个暴风雨中，在生活的旋涡和暗礁中，一次一次把我们高高托举，像麦芒一样直指天空。他们眼中的天空，阳光是高于云层的，高于闪电的，高于暴风雨的。而那阳光，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在他们朴素的爱里，他们一直在接受命运的定数，又在接受中学会珍惜，在接受中努力争取，在接受中也承认自己的老去。就像老屋接受自己的陈旧和坍塌，镰刀承认自己的锈迹，麦田与稻田承认自己的古老，我们承认亲人的离去一样。他们，在爱的圈子里，以父亲，母亲；以儿子，儿媳；以祖父，祖母等，在多个角色中自由切换，维系着生活圈的平衡。

但不置可否，只要生活依然处在现场，在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任何事物面前，我们的根，在这短短的一生中，只会越长越深，越扎越稳，像一棵长在人间的大树，枝繁叶茂，欣欣向荣，努力支撑起我们千疮百孔的前半生，以及我们充满深渊、悬崖、闪电和花朵的后半生。

（张一骁）

（编辑：刘梅 排版：尹颖 审核：李云淑）